你们俩坐在这里，喝水、抽烟，摸了什么，都能把你们的生物物证提取出来。”法医尹建华这样形象地形容DNA生物物证。在犯罪现场，DNA技术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要你到过犯罪现场，你都有可能留下看不见的犯罪证据。这已不是那个仅靠A、B、O血型指认凶手的年代，DNA正以其唯一性在各大犯罪现场被提取，作为呈堂证供。
在如今的全国打拐活动中，DNA亲子鉴定更成了被拐儿童与父母双亲相认的最好证据。那么，昆明警方是如何运用这一高新技术的？本报记者带你走进昆明市公安局DNA实验室。
指纹门禁系统
进入实验室的第一防护
昆明市公安局DNA实验室的全称为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处法医科生物物证室，1997年6月建立，承担着全市重、特大刑事案件的生物检验鉴定工作。这一实验室现设在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也是全省两家达到公安部二级实验室标准的规范化实验室之一。另一间实验室设在省公安厅。
李安，42岁，目前是昆明市公安局DNA实验室的负责人。在他的带领下，日前，本报记者得以进入昆明市公安局的DNA实验室。
“由于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生物检材，因此，DNA实验室要实行严格的人员和物证分流。”
基于这个原因，为了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实验室产生污染，在DNA实验室门口设有一套指纹门禁系统。此外，实验室门口的地板上还铺设有粘尘垫，进入实验室前，双脚踩上去，粘尘垫可以粘去鞋上的尘埃。
即使如此，过了“第一关”，进入实验室后，我们再次被领进了一个房间，李安为我们取来了工作服和鞋套，穿戴完毕，才得以依次参观各个房间。
实际上，房间里最大的“宝贝”就是各种正在运转的仪器。李安讲解道，整个实验用房面积约300平米，实验室设有受理区、准备区、DNA提取区、扩增区、检测区、DNA数据库工作区、试剂调配区、物证和样本保管区等多个区域。实验过程中，物证通过专门的电子互锁传递窗传递进来，由工作人员提取检材后再送到各实验室检测，最终通过仪器生成数据。
“我们的实验室为了保证空气不被污染，采用了空气净化负压系统，独立的进排风系统保证实验区域之间不会交互污染，实验室内恒温恒湿。”说完，李安又指了指墙面，“为了保证实验室的洁净度，墙面采用的都是不易积灰的专门材料，光洁度很高。”
此外，实验室还设有延电保护器，保证实验室能在停电状态下工作几个小时。“虽然DNA实验室的建设多年来累计投入了2000万元左右的资金，但是值得。比如昆明公交爆炸案，如果案子不破，全市全国的警力都要持续工作，造成的巨大人力物力损耗不说，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很大。所以，实验室的检测仍体现了其社会价值。”李安说。
李安介绍，目前，DNA检测主要用于案件认定，即对嫌疑人的认定、亲缘关系的认定以及物证串并（证实哪几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这几个方面。“我们的检测还是以案子居多。以前做普通物证，受条件的限制，一个嫌疑人的毛发做出A型，但是A型者有许多，相同的情况下就不能区别，技术手段和检测方法决定了其检验结果没有现在这么精确，证据力不强。但现在我们做DNA，除了同卵双胞胎，每个人DNA分析不一样，终身不变，人体任何部位的DNA分析都是一样的。”
通过DNA佐证破案的案例也不在少数，除了众所周知的云南大学杀人案、公交车爆炸案，还有去年9月15日，昆明阳光海岸小区发生的4人被害惨案。当天，法医抵达现场后，除了发现4名死者的生物物证外，还通过地面上的血迹发现了嫌疑人的生物物证。结合其他一些调查访问和视频图像，警方确定了嫌疑人一个人也可以顺序作案。“最后，昆明警方抓获了嫌疑人赵永贵，也是通过DNA检验技术和痕迹指纹确定就是他。如果只依靠视频，因为视频太模糊，出不了鉴定书，只能说是像这个人。这种时候DNA技术的证据性就显得举足轻重。”尹建华说。
昆明DNA实验室
为49名被拐儿童找到亲生父母
从2005年11月起，昆明市公安局DNA实验室与“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联网运行，此时，实验室已经具备对辖区内DNA数据库大批量人员样本的DNA进行检验的能力，并开始按规定上报数据资料。
西山区黑林铺两名儿童被发现遭掐死在家中，家人回家发现后报案。警方抵达现场后，在地面上发现了可疑毛发，通过检验，排除了当事人，认定是嫌疑人的毛发，但案子却迟迟未破。2005年，当昆明市公安局DNA实验室与全国DNA数据库联网后，警方刚把嫌疑人毛发中提取的DNA数据传输至全国数据库，网络就显示，该DNA数据与发生在重庆与河北的两起案件物证DNA数据比中。原来，该案嫌疑人在河北、重庆犯案时被抓，已经落网服刑。经省外警方审讯，其对在昆明杀害儿童的罪行供认不讳。该案系全国首例成功利用DNA数据库跨省串并破案的经典案例。
经统计，迄今为止，昆明市公安局DNA实验室支持打拐工作，先后为49名被拐儿童找到了亲生父母，在DNA数据录入和串并中，已累计串并案件90余起，破获了一批大案要案。
这些数据无疑也证明了建立DNA数据库的重要性。
本报记者赴汶川采访时，也曾向当时在现场通过DNA检测以识别遇难者身份的尹建华提出过建立公民DNA库的话题，尹建华回复本报记者，建立公民生物电子身份证很有必要，但是也需要立法作为支持，因为涉及隐私、伦理等多方面的问题。
李安介绍，目前，DNA实验室已经开展对违法犯罪（前科）人员的DNA数据建库任务。如果不含DNA数据库建库的数据，去年一年，昆明市公安局DNA实验室案件鉴定受理900余起，检材数达6000余份，1997年至今，累计案件鉴定受理5000余起，检材数达35000余份。
全国各地的公安科技行业正因信息化网络化形成合力，组成了一个有力的打击点，而埋首于DNA实验室的法医们作为鉴定员，也越来越多地踏入法庭，为所提供的生物证据出庭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