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前，黄陂一对兄妹分离，妹妹过继给他们的姑妈并改了姓；现如今哥哥罹患尿毒症，妹妹同意给哥哥捐肾，且器官配型很合适。然而，在他们满怀希望向医院递交肾移植手术申请时，院方要求他们提供33年前的户口簿或出生证明，以证明他们的亲兄妹关系。这可难住了他们，于是向本报求助。

　　亲兄妹变堂兄妹 改姓不改情

　　1962年9月，黄陂祁家湾街车站村村民杨多人和李顺娥生下一个大胖小子，取名杨发生。4年后，他们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名叫杨桂香。一家四口靠种地为生，虽不富裕，但也和和美美。

　　杨多人有个亲妹妹叫杨成珍，结婚多年一直无子。1978年，两家一商量，决定把小桂香过继给杨成珍。自此，杨桂香从车站村新杨湾搬到了车站街71号姑妈家，改名为严桂香。

　　两家人同属于一个街道管辖，相隔不到两里路。杨发生、严桂香兄妹俩小学、初中都在同一所学校读书，经常碰面，感情跟以前一样好。各自成家后，杨发生夫妇经常到姑妈家帮忙洗洗涮涮，姑妈就把他当自己儿子一样。逢年过节，妹妹一家人也是经常拎着东西看望亲生父母。

　　前年，严桂香夫妇贷款20多万元在黄陂城区买房，靠种田为生的哥哥二话不说，借给妹妹一万块钱。40多年来，杨发生总是叫妹妹的乳名，严桂香对他也一直叫“哥”不改口。杨发生和妹夫年纪相仿，感情像兄弟一样，妹夫跑长途货运，他还跟着妹夫跟车去外地玩了几趟。

　　哥哥患尿毒症 妹妹自愿捐肾

　　杨发生很早以前就有心绞痛的毛病。2008年，他在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做心脏手术时，查出有肾功能衰竭的症状。此后几年，他一直靠吃药控制病情。他有4个孩子，3个女儿，1个儿子，一家六口人的生计不容他像病人一样休息，经常农活一忙就忘了吃药。今年1月，杨发生病情恶化，经黄陂区人民医院确诊为尿毒症。

　　妹妹一家知道了这个不幸消息后，也跟着着急。妹夫得知肾移植手术是治尿毒症最有效的方法，且亲人之间器官配型的相合程度最高，比等待肾源再做手术时间快，费用要低。

　　直系亲属中找谁捐肾呢？杨发生有4个孩子，可是大女儿和二女儿结婚不久，还没生小孩；小女儿18岁，小儿子16岁，这些子女都愿意捐肾，可是他不忍心要孩子们的肾。他父亲77岁了，也想为儿子出把力，杨发生坚决不让老爷子冒这个险。

　　这时，妹夫一个决定让杨发生一家人大吃一惊，妹夫一家商量好了，让杨发生的妹妹严桂香试一试，他说：“我们的儿子都20岁了，没什么负担。”妹夫从他战友那知道，一个肾足够满足人的正常生活了。

　　严桂香的养父母，也是杨发生的姑父母也赞成这个决定。“挖妹妹的肉补哥哥，天经地义。”

　　生命刚现曙光 一纸户口挡道

　　严桂香当即辞去餐馆的工作，陪着哥哥到武汉协和医院做器官配型试验，结果6项指标中有5项完全吻合。他们立即找到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专家评估这份报告，该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医师魏来表示，两人的器官配型很合适，如果接下来相关程序正常走完，能够做移植手术，将会取得较好的长期效果。

　　这无疑是黑暗中的一线曙光，兄妹俩很兴奋。他们都打听好，做手术大概需要8到10万元。远近亲戚都开始凑钱，少的500元、几千元，多的几万元，连大女儿打工的江海楼大酒店也捐了1.4万元，10万元救命钱终于凑齐。

　　然而，同济医院的专家告诉他们兄妹，要拿出证明他们是亲兄妹的有力材料才能做移植手术。

　　2月28日，杨发生请车站街村委会开了个证明，证明他们兄妹关系，祁家湾街派出所在此证明上签了“以有关单位鉴定及公证为准”的意见，并盖了公章。这个证明开好后，杨发生听说手写的不正规，又原样打印了一份，再找人家盖公章。

　　当杨发生把这份证明交给医院却被告知，这不行，得要他们兄妹俩小时候的户口簿或出生证明，否则配型再吻合，都不能为他做移植手术。

　　然而，他们翻了一个月都没找到30多年前的户口，当时农村也没有出生证明。无奈，他找祁家湾街派出所出具了两人现在的户籍证明，显然这是无法通过的。

　　杨发生又央求在祁家湾街派出所工作了20年的民警李卫平，求他帮忙出个证明。李警官被他感动了，花了一天时间分别走访了兄妹俩的村委会和老街坊，然后开具了二人是亲兄妹关系的证明。可是，这份证明仍未通过，医院只认原始户籍材料。

　　假亲属无孔不入 医院宁可漏掉不做

　　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医师魏来介绍，根据2007年5月1日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了亲情关系的人员。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连医院都要接受处罚。

　　他说，国家出台这个法规就是为了杜绝人体器官买卖，如有弄虚作假，会对医院严厉问责，甚至取消手术资格。因此，他们对患者和向其捐赠器官的亲属严格审查亲属关系证明，必须是原始材料，相互印证才行。他们还会对这些材料逐一回访，如果是打电话回访，还不是按患者提供的联系电话打，他们会自己查号码。

　　他们认为材料符合，才会提交医院的伦理委员会讨论，如果有一个委员有异议，就不能通过。通过了还要提交省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讨论，委员都是各医院的专家，有20多人，仍旧是一票否决。这些都过关了，才可以做手术。

　　魏来说，现在做假简直无孔不入，他们经历过有的假亲属为了弄成是真亲属，把户口都迁到一起，但他们一看迁户口时间就发现了，还有医院同行拍胸脯保证是直系亲属，结果一查不是。所以，现在只要没有有力的证明材料，宁可漏掉也不能做。

　　外省有先例 DNA亲子鉴定或是一条出路

　DNA鉴定是证明双方亲缘关系的一种科学、权威的方法，四川华西医院还制订了规定：在该医院实施的任何一台亲体器官移植手术，患者和捐赠器官者必须做DNA鉴定，证明双方是亲缘关系后才能进行手术。

　　从政策讲，卫生部对DNA医学证明是否有效，没有明确规定。但从以往的实践看，DNA鉴定可能会产生新的伦理问题，比如有的一鉴定，发现不是亲缘关系，爆发家庭矛盾。

　　又采访了省卫生厅医政处的朱处长。他说，原则上，患者和向其捐赠器官的亲属必须要向医院出示证明两人亲属关系的户口簿等证明。

　　没有义务要求患者做DNA鉴定，即使做也是患者自愿提出并自担责任。另外，做DNA鉴定还要在第三方权威部门的鉴证下进行，出具的鉴定材料要具有法律效力。

　　“如果鉴定的结果证明他们是亲兄妹，是否就能做手术呢？”朱处长和魏医生都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只是说这要看伦理委员会讨论的情况。

　发生每周到解放军457医院接受两次透析，以维持生命。该院血液净化中心医生刘莎莎表示，以他目前的身体情况，如果有合适的肾源，做移植手术肯定是最佳选择。

　　一起做透析治疗的邹亚平，是杨发生和严桂香的校友，“我得尿毒症6年，有兄弟姊妹4人，都没有找到这么合适的肾捐给我。”他羡慕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