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作海的故乡，又一起冤案浮出水面。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7年6月，河南鹿邑县村民张振风等5人因涉嫌入室抢劫、强奸被商丘市柘城警方抓获，2008年11月，商丘中院一审判决张振风死缓。之后河南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直到一个月前，真凶出现，案件才有转机。

因为赵作海案件，“河南柘城县”被人记住。这看起来是一种巧合，但这种“传统”背后有着相同的发生机制，制度问题不解决，冤案还会重演。要解决，无非两句话：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司法机关必须接受有效的制衡、监督。

本案中当地司法机关片面追求破案率，导致基层司法防线全面失守。个别办案人员枉顾法律和当事人的权利，不惜刑讯逼供，甚至隐瞒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DNA证据，有意制造冤案。据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介绍，张振风等5人因涉嫌强奸、抢劫犯罪归案后，柘城县公安局曾对5人抽血，与受害人体内残留的精液进行DNA鉴定。鉴定结论已排除了5人的强奸犯罪嫌疑，但该结论被现任柘城县公安局刑警队副大队长余鹏飞隐匿。

如果说赵作海案件的制造者还有将“坏人”绳之以法的正义初衷的话，那么本案中在DNA鉴定已经证明被告人是无辜的情况之下，办案警察还是用隐瞒鉴定报告的恶劣手段将案子冤下去，不惜让张振风被判死刑，将自己的“破案率”置于无辜公民的生命之上。

所以，此次制造冤案的手段，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法律上来讲，都比赵作海案更恶劣。

那份DNA检测报告足可以证明当事人无罪，但办案警察隐匿了这份证据，他固然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要追问的是，接下来，是办案警察呈递了另一份假的检测报告，还是检察机关和法院根本没有要求警方提供这样一份关键的证据？一起冤案能够连闯三关，所以要问责的人，不仅仅是那一个办案的警察。

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罪判决的前提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合法。而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作案20余次，但很多案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不清……即使没有DNA的报告作为无罪证据，按法律，像这样事实不清的案子，就应该做无罪判决，所谓“罪疑从无”。

从十年前的赵作海、杜培武冤案，到如今的商丘冤案，我们应该追问：一系列冤案究竟有没有引起当地司法机构的真正反思？

现实并不令人乐观。9月8日，商丘市公安局针对张振风案向媒体发布了题为《知错即改有错必纠 商丘政法机关主动查究一起错案》的新闻。当地警方能够主动纠错固然是进步，但是其一方面又对自己大唱赞歌，倒有“坏事当成喜事办”的嫌疑。而受冤的当事人明显受到压力，对记者欲言又止。据代理此案的律师称：县政法委已经约法三章———不许上访，不许接受媒体采访，不许提出国家赔偿……

当事人被错关了三年，当地政府给了10万块钱，村民很老实觉得不少了，但这是国家赔偿吗？这是当地司法机关在认错吗？问题是不仅仅又发现了一起冤案，而是当地的态度与作为，竟然令人看不出新旧之别。

如今事件已经曝光，也无法继续隐瞒，接下来，当地政府应当公开认错、反省，将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给受害人一个明确的说法和真诚的道歉。同时，也应将所有的涉案公职人员绳之以法，严惩不怠。